9從國際化視角審視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戰略選擇

劉強 北京師範大學，北京

【摘 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教育國際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爭奪國際戰略地位的重要途徑。從近代的被迫開放到現在的“主動出擊”，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存在諸如國際師生比例偏低、教育單向流動問題突出、高層次國際化人才儲備不足以及參與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偏弱等問題。除了在國家層面制定相關政策，將國際化維度融入高校發展全域是當前高校深化改革的不二選擇。北京師範大學在建設國際化過程中，採取了支持師生跨境流動、創新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加強國際高層次科研合作、實施“教育走出去”戰略、拓展國際合作空間等有力舉措，為國內高校提升國際化水準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經驗。

【關鍵字】國際化；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戰略選擇；行動對策

全球化正在改變高等教育體系、政策和制度，同時也在拓寬、深化和加快全球範圍的相互關聯[1]。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相互融合，推動高等教育向國際化方向發展，促進各國教育資源和要素的優化配置。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需求、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全球性問題的出現以及現代科技和通訊的迅猛發展等諸多因素的彙聚耦合，使得國際化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主流趨勢。對於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發展而言，實現國際化亦是加快由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轉變的基本途徑之一。

一、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脈絡

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起步較晚，並受外來因素影響，屬於“後發外生型”。近代高等教育國際化經歷了由被迫開放到主動開放的過程。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國內有識之士積極探索教育救國之路。19世紀中葉的洋務運動以“師夷制夷”和“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通過開辦新式學堂、選派留學生和翻譯書籍等方式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培養了一批具有西學的新式人才，在推動教育近代化進程的同時，也成為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肇始階段的標誌。[2]之後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西方先進的思想理論被系統地加以研究和整理，同時湧現出一大批從事中外教育交流和教育實踐的學者，高等院校的國際交流更加頻繁。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也促進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思想對當時大學參與國際交流和借鑒國外經驗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縱觀中國大陸近代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留學教育是教育國際交流的主要形式。從最初的留學歐美，到甲午戰後的留學日本以及清末的庚款留美，雖是出於被動，但不可否認的是留學教育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交流的發展。

建國初期，由於受到世界格局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交流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少數發展中國家，包括引進蘇聯教育理論、教育制度、教育模式以及互派教育代表團和留學生。此時的高等教育合作與交流對新中國大陸教育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83年，鄧小平同志為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這引起了教育界對國際化的廣泛關注。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要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加強對外交流，使我們的教育事業建立在當代世界文明的成果之上”，這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建設提供了有力保障。90年代以後，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和電腦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傳統教育模式開始發生改變，終身教育和學習社會的觀念逐漸為人們所接受，這些都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近年來，隨著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高等教育國際化相關政策法規也在不斷完善，出國留學規模持續擴大，來華留學教育快速發展，與境外教育機構的合作辦學也積極開展起來，高等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呈現出高層次、寬領域和全方位發展的特點。

二、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現狀

高等教育國際化浪潮正滾滾而來，中國大陸作為世界高等教育發展中的重要力量正蓄勢而發，以國際化作為其在國際教育舞臺上與其他國家展開競爭的新的立足點。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大陸在推動學生跨境流動、培養高層次國際化人才以及引進境外優質教育資源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根據教育部最新公佈的資料，2016年中國大陸出國留學人數為54.45萬人，較2012年增長14.49萬人，回國人員總數是43.25萬人，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隨著出國人數和回國人數的逐年增長，兩者之間的差距呈現出逐漸縮小的趨勢。來華留學方面，2016年留學生規模突破44萬人，較2012年增長35%[3]，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國。隨著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推進，沿線國家的來華留學生數量增長明顯，在2016年達到20多萬人。來華留學生的專業分佈不再以漢語學習為主，而是廣泛分佈在教育、理科、工科、農學等學習領域。

資料來源：全國來華留學生數根據教育部每年公佈的留學生資料整理，出國留學人數和學成歸國人員人數資料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不僅體現為學生流動的增加，更體現為高等教育影響力的增強。通過增加科研投入，中國大陸高校的國際發表量明顯上升，隨之而來的是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上的位置提前。在2016年QS公佈的大學排名中，中國大陸有24所大學進入全球500強，而2008年500強中大陸高校僅有13所。同一年內，中國大陸正式加入工程教育國際互認協定《華盛頓協定》，這意味著中國大陸工程教育品質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截至2016年底，中國大陸已經在全球140個國家建立了511所孔子學院和1073個孔子課堂，將其作為推動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平臺和高校合作的重要基礎[4]。伴隨著高等教育影響力的增強，中國大陸高校也積極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目前已經開辦包括老撾蘇州大學、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和同濟大學佛羅倫斯校區在內的海外分校，以及北京師範大學-卡迪夫中文學院、清華大學全球創新學院、浙江大學—帝國理工聯合學院等多個海外合作辦學項目。

同時，中外合作辦學作為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發展中崛起的“第三支力量”，通過引進境外優質教育資源，開展教學活動，頒發境外學歷證書，開闢了“不出國留學”的途徑。經過30餘年的發展，中外合作辦學初具規模，目前已經開辦了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寧波諾丁漢大學、上海紐約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昆山杜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溫州肯恩大學等7所中外合作辦學大學，全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計1979個，高等教育階段在校生達45萬人[5]，且在專業結構學科佈局上逐步優化，步入了快速、平穩和高品質的發展階段。這些合作辦學項目不僅為學生提供了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選擇機會，而且促進了中國大陸本土高校的課程和教學改革。

三、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存在問題

國際化的深入推進為本土高等教育改革引入了更多元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也為高等教育創造了更廣闊的交流平臺和合作空間。當前，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正在逐漸與國際接軌，朝著現代化方向邁進。但是我們也應該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依然存在諸多問題。

（一）國際師生比例偏低

國際師生比例是衡量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重要指標。儘管部分高校的國際師生比例已經達到一定水準，但總體來看這一比例還較低。2015年中國大陸國際教育交流協會對全國556所本科以上層次高校進行的一項國際化發展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內地普通本科院校平均每校留學生人數為390人，僅占在校生總數的1.0%，專任教師中校均外籍教師人數僅17人，非語言類外籍專任教師人數更低[6]。國際教師和國際學生能夠為高校帶來多元的文化和視角，是高校實現國際化的橋樑和紐帶，提高國際師生比例是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中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

（二）教育單向流動問題突出

儘管我國出國留學人數與來華留學的人數差距呈現出逐漸減小的趨勢，但是就教育服務貿易而言，中國大陸長期處於逆差地位。以2013年為例，中國大陸約有110 萬海外留學生，帶動了大約2100 億元人民幣的教育服務進口，而同期中國大陸的教育服務出口額大約只有200 億元人民幣，是進口額的1/10[7]。同時，高等教育國際化依然過於強調對西方發達國家先進教育經驗的學習和引進，在教育對外輸出方面仍然比較被動。以境外辦學為例，在全球現存的285所海外分校中，美國建立了82所，英國建立了38所，俄羅斯建立了20所，而中國大陸只設立了5所，且主要分佈在東南亞國家，教育對外輸出嚴重不足。[8]

（三）高層次國際化人才儲備不足

參與雙多邊國際合作需要高素質的國際化人才，但當前中國大陸人才儲備量依然不夠，存在較大的人才缺口，導致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能力相對不足。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目前實施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政策吸引力不夠，但另一方面關鍵是由於國內高校在培養國際化人才的水準上與國外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國際化人才培養體系不夠健全，主要表現為高校國際交流項目偏少、教師全英文授課能力不足、課程國際化程度較低等方面。

（四）參與全球教育治理能力偏弱

目前，中國大陸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需要承擔與其地位相適應的國際責任，超越國界限制，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教育體系建設，在吸收世界先進教育經驗和教育資源的同時，也要讓世界分享中國大陸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有益經驗。但是目前中國大陸參與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的層次仍有待提高、塑造和制定國際教育規則的能力偏弱、在國際組織任職的職員不足，特別是缺乏擔任中高級職位的國際職員。在擴大教育對外開放和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傳播中國大陸好聲音，塑造中國大陸好形象，實現中國大陸與世界的“雙贏”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中國政府在行動

針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國務院、教育部近年來先後發佈了多份指導性政策文本，加大財政專項支援力度，制定了多樣化的行動方案，以此規範引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方向。

（一）加強頂層設計，完善重大政策制度。

系統化的頂層設計是教育事業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為使高等教育國際化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國務院在2010年7月印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2017年1月出臺的《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將“教育開放”單獨列章，從教育事業整體發展的角度對教育國際化的未來發展方向作出規範。2015年10月，國務院頒佈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的“雙一流”宏偉目標，國際化作為“雙一流”建設的重要支撐在其中備受關注。2016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全面指導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綱領性檔《關於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這對於推動全國教育對外開放事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之後，教育部聯合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又陸續發佈了《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等配套政策文本，從而保障上述政策能夠在實踐層面得到落實。

（二）提供項目支撐，加快學術人才國際流動。

學生、學者跨境流動是提高高等教育國際化水準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中國大陸政府在多份國家政策中對此作出相關安排。在出國留學方面，中國大陸政府實施的國家公派出國留學項目逐年增加派出名額，同時通過政策引導鼓勵學生自費出國留學。在來華留學方面，中國大陸正在大力實施留學中國計畫，打造“留學中國”品牌，努力擴大來華留學生規模。為服務“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專門實施了“絲綢之路”留學推進計畫和“絲綢之路”人才聯合培養推進計畫，設立“絲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力求把中國大陸打造成深受沿線各國學子歡迎的留學目的地國。在學者流動方面，國家外國專家局設置了引智項目、“千人計畫”外專專案等專項計畫，旨在吸引世界一流的專家學者來華從事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現階段，中國大陸正在有計劃地引進海外高端人才和學術團隊，提高高等學校聘任外籍教師的比例，並積極選派高等學校優秀青年教師、學術帶頭人等赴國外高水準機構訪學交流，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校長交流訪問、教師及管理人員交流研修，由此加快教師和科研人員跨境流動。

（三）改變觀念，全方位助推國際化人才培養。

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是現階段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歷史使命。為此，除了推動學生跨境流動之外，政府還鼓勵高校與國外高水準大學合作，支持研究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開展高水準人才聯合培養和科學聯合攻關。例如，中國大陸頂尖工科大學近幾年開始實施的卓越工程師培養計畫規定學生必須出國學習一年，以此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和創造能力。鼓勵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依託優勢學科舉辦高水準國際學術論壇，為學生提供高端的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平臺，開闊學生的國際視野。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政府積極鼓勵和支持中外合作辦學，通過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為學生提供不出國留學的途徑，實現了學生培養的在地國際化。

（四）主動出擊，全面提高全球教育治理能力。

參與全球教育治理是中國大陸在全球化時代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理應履行的國際責任。近年來，中國大陸通過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性或區域性組織建立常態化、制度化的聯絡機制，積極參與多邊組織的教育規則制定，同時充分利用國際組織平臺，舉辦高層次教育部長會議，主動在全球教育發展議題上提出新主張、新倡議，發出中國好聲音。2016年中國教育部倡議制定的《APEC教育戰略》，經亞太經合組織教育部長會議通過，確定了到2030年亞太地區教育發展的願景、目標與行動。同時，中國也在積極探索參與國際教育的管道和策略，有計劃、有組織地向國際組織輸送高層次人才，提高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此外，中國大陸還開展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非洲國家的教育援助，在加大經費投入的同時，加強對外援助師資培訓和專業人員培養，努力滿足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

五、北京師範大學的思路與對策

目前，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施主體已經從國家轉向高校，如何運用國家宏觀政策將國際化維度深度融入高校發展全域，創造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學國際化發展路徑，這是中國大陸高校深化改革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北京師範大學作為內地高校國際化發展中的佼佼者，其成功經驗值得學習借鑒。

（一）支持學生、教師跨境流動，提高國際師生比。

為推動學生流動，北京師範大學制定了“中外雙向留學計畫”，通過建立“國際學生交流”專項基金和完善中外雙向留學工作評價激勵機制鼓勵學生出國學習交流；通過加大對學生國際交流的經費支持力度和擴大優秀學生參加境外交流專案的規模，積極與境外知名大學開展雙向交流。同時不斷增設新的留學生專案，提高留學生教育品質，打造“留學北師大”教育品牌，重點吸引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洲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學生來華留學。在教師國際流動方面，北京師範大學不斷加大對國家公派高級研究學者、訪問學者和青年骨幹教師及管理人員長期出國研修和短期出國工作的派出力度，以此增強教師的國際交往能力，並利用國家引智項目、設置名譽教授、客座教授等方式吸引國際知名學者來華授課教學。

（二）   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為開闊學生的國際視野，培養學生參與跨文化交流和合作的能力，北京師範大學除了提供全英文課程之外，還通過交換生專案、聯合培養、暑期學校、短期交流、訪問學習、海外實習等多種方式，分期、分批將學生送至世界一流大學和科研院所學習交流。在營造國際化校園學術環境方面，北師大開設了諸多的國際前沿課程和學術講座，舉辦了世界比較教育論壇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系列學術論壇和國際學術會議，鼓勵學生與境外一流高校、一流學科、一流導師開展學術交流。

（三）甄選國際一流大學和學科，大力推廣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合作辦學項目。

通過國際公認的世界大學排名機構，優先選擇排名靠前的學科和專業，通過政府邀請或者學校自主聯繫等方式，進行中外合作辦學專案的拓展和引入，同時在學科及課程設置的選擇上考慮教育本土化的適切性。將國外優勢專業與國內優勢專業相結合，形成強強聯合，同時考慮引入國內急需專業，滿足未來國內人才市場需求。在教育資源、生源以及培養目標方面明確基本要求，設定“准入標準”並嚴格執行。設立監管機制，如課程設置、教學計畫、教學大綱、學生學習效果等方面設立溝通交流及回饋服務。吸收、借鑒國外先進的課程設置觀念，建立課程的市場聯動機制，增強課程的社會適應性；精簡課程、壓縮課時，提高選修課程的比例，使學分制更科學、靈活、完善。通過嚴格的品質管制，建立品質評估體系，規範日常管理，公開辦學體系。設立“中外合作辦學示範性專案建設工程”，創設國際化教育特色品牌課程，在辦學機制、師資建設、教育資源配置等方面引起一系列的創新與變革。

（四）加強國際高層次科研合作，促進產學研結合

為增強廣大師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學術成果的國際影響力，北京師範大學與國際高水準大學建立了共同的教學科研合作平臺，以此培育具有產出重大成果能力的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和國際研究中心，推進與國際機構、企業等的產學研合作。目前，北京師範大學正積極與麻省理工學院、范德堡大學、密西根大學、馬里蘭大學等世界知名大學開展協作，計畫在腦與認知、全球變化、防災減災等領域建立1-2個具有原始創新能力的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同時，北京師範大學還將以“可持續城市與區域發展”主題，加強與德國高校跨學科平臺合作研究，開展與芬蘭赫爾辛基大學、芬蘭ROVIO公司、丹麥樂高公司等機構的合作，為搭建產學研用一體化的協同共建平臺，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

（五）實施“教育走出去”戰略，推進中華文化海外傳播

高等教育國際化不僅為學校內部教育教學改革提供了動力，也為中華文化和中國故事在海外傳播提供了經驗。在國家漢辦的支持下，北京師範大學率先實施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在美國創辦了《今日中國文學》英文雜誌，成為海外發行量最大的中國文學專業雜誌。我們還建立了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擔任主任，並與國際創作界、翻譯界、批評界進行了頻繁互動。2015年，北師大—卡迪夫中文學院揭牌成立，學院主要招收歐洲學生，這是北師大在海外辦學的一次新嘗試。另外北師大還承擔了8所孔子學院和27所孔子課堂的承建工作。

（六）搭建高端交流平臺，拓展國際合作空間

為服務國家教育對外開放的戰略佈局，北京師範大學正全力擴大與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和區域性組織以及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先後建立了G20反腐追逃追贓研究中心、APEC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等國際科研機構，並且已經與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300所大學、研究機構簽署了合作協定或搭建教學科研綜合合作平臺。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是最早成立的中外合作辦學大學之一，2014年北師大牽頭成立了中俄教育類高校聯盟，2015年又承辦了金磚國家大學校長論壇，在國際合作與全球教育治理的過程中一直發揮了引領的作用。下一步，北京師範大學還將發揮珠海校區地緣優勢，積極籌畫新增港澳臺交流類別，搭建“兩岸四地”大學高端學術交流平臺。

 

面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潮流，我們不能單打獨鬥，而是要彼此交流、精誠合作。北京師範大學願與兩岸兄弟院校一道，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合作平臺與互動機制，加強利益關聯，促進優勢互補，為推動兩岸高等教育事業的繁榮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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