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西学堂的故事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 會長汪毅夫

連橫《臺灣通史》(1922)記：“當是時，百事俱興，農工路礦，次第舉辦，而多借才異國。銘傳乃為樹人之計，（光緒）十二年先設電報學堂於大稻埕，以習其藝；十六年又設西學堂於城內，聘西人為教習，擇全台聰慧之子弟而教之。以英、法之文，地理、歷史、測繪、算術、理化之學，又以本國教習四名，分課漢文及各課程。學生俱給官費，每年約用一萬余兩，成效大卓，臺灣教育為之一新。

（圖一，劉銘傳畫像）

這裡所記，有兩個失誤。“先設”的是臺灣西學堂而非臺灣電報學堂；“先設”的時間是光緒十三年（1887）而不是“光緒十二年”（1886）。

陳孔立《臺灣歷史綱要》（1996）記：劉銘傳於“1887年在臺北大稻埕創立西學堂，先後聘請洋教習2人，漢教習4人，于西學餘暇兼課中國經史文字，使內外通貫，培養通曉近代科學、善於對外交涉的人才。第一期招收20餘人，至1891年共培養60多人。1890年，大稻埕設立電報學堂，拔取西學堂之優秀學生18人，轉入電報學堂，為電報局培養技術人才”。

（圖二，圖三，臺灣西學堂）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洋務派設立的第一個新式學堂是創於1862年的北京同文館，第二個是創於1863年的上海同文館（全稱“上海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同文館”，後改名為“上海廣方言館”）。第三個是創於1864年的“廣州同文館”，第四個便是創於1887年的臺灣西學堂（同年創立的還有“新疆俄文館”）。

陳青之《中國教育史》（1936）謂：“有了某種教育思潮才能產生某種教育”。臺灣西學館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教育思潮的影響下辦理的，其課程設置、教習聘用及生徒培養方向莫不以此為要義。

臺灣西學館在臺灣開風氣之先。

茲舉例而言之。

福州船政學人王元稚（1843—1921）在台居留二十年，歷任鳳山縣學教諭、臺灣府學訓導、臺灣縣學教諭、臺灣府學教授，並曾入道署先後為臺灣道夏獻綸纂書、為臺灣道劉璈辦理文案。王元稚在台期間“攻算學代數術，晨夕弗輟，竟能通之”。

1903年，臺灣進士許南英受委擔任廣東鄉試同考官。是科試題之策論“富國”、“籌邊”涉及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新學”。作為同考官，許南英頗以“新學”功底自許，其詩有“新學吾何有，從公今複來。若憑文取士，終覺世無才”句。許南英《窺園先生自訂年譜》於“光緒十三年（1867）”之“臺灣大事”記有“設立西學堂”。其哲嗣許贊堃（即許地山，著名現代作家和現代學者）的《窺園先生詩傳》謂：許南英“對於新學追求甚力，凡當時報章雜誌，都用心去讀，凡關於政治和世界大勢底論文先生猶有體會的能力。他不怕請教別人，對於外國文字有時問到兒輩，他底詩用了很多當時底新名詞，並且時時流露出對於國家前途的憂慮，足以知道他是個富於時代意識底詩人”。

王元稚、許南英都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教育思潮影響下、在臺灣西學堂開創的學習風氣裡養成的學貫中西的學人。

陳孔立《臺灣歷史綱要》謂：臺灣作為新建的行省，“後來居上，成為全國洋務運動中的先進省份”，“劉銘傳則是臺灣進入近代化的實幹家和集大成者”。

今年是臺灣銘傳大學創辦60周年。銘傳大學卓越的辦學業績是對劉銘傳的最好紀念。

2017年2月26日記於北京：